福柯将规训社会定位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，并在二十世纪初达到顶峰。规训社会组织了巨大的禁锢空间。每个个体永无止境地，从一个禁锢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禁锢环境，每个环境的法则各异：首先是家庭，然后是学校（你已不在家庭里），然后是兵营（你已不是学生），然后是工厂，时而是医院，时而是监狱，而监狱正是这些封闭环境的首要示例。监狱是作为这些封闭环境的类比典范：例如，罗西里尼的《欧罗巴51》中的女主人公在看到一些劳工时，惊呼：”我以为我看到的是罪犯”。
福柯出色地分析了封闭环境的理想形式，尤其是在工厂内：集中化，空间分配，时间有序安排，在时空维度内形成一种生产力，其效果将大于其组成力量之和。但是福柯也认识到，这种形式是短暂的：它继承了主权社会的模式，但它与主权社会的目的和功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（征税而不是组织生产，对死亡的统治而不是对生命的管理）；这种从主权社会到规训社会的过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，拿破仑似乎实现了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社会的大规模转换。但反过来，规训又经历了一场危机，使新的力量逐渐建立，这种新的力量在二战后加速发展：我们不再处于规训社会之中。
我们所有的封闭环境，包括监狱、医院、工厂、学校、家庭，正处在普遍的危机中。家庭这样的“内部环境”，与所有其他的“内部环境”（包括学术的、职业的）一样，正处在危机之中。掌权的行政部门从未停止宣布进行所谓的必要改革：包括改革学校，改革工业、医院、军队、监狱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无论时限有多长，这些行政机构都已经完蛋了。她们只不过在举行最后的仪式，让人们继续工作，直至新的力量出现。
这便是控制社会，它们正在取代规训社会。伯勒斯提出了一个新怪物——“控制”，福柯也认识到“控制”正是我们眼前的未来。保罗·维利奥也在不停地分析自由浮动控制的超速形式，这些形式取代封闭系统内的时间框架中的旧规训法则。在这里没有必要引入非凡的药物生产、分子工程，基因操作，尽管这些都被安排进入新的进程。也没有必要询问哪一个是最强硬或容忍程度最高的制度，因为在每一个制度的深处，解放和奴役的力量在互相对抗。例如，医院作为一个封闭环境正处在危机之中，邻里诊所、临终关怀和日间照料起初可以表达新的自由，但它们也可以参与到与最严酷的禁锢相等的控制机制中。因此没有必要恐惧或希望，只需要寻找新的武器。
## 2. 逻辑
个人所经历的互异的交汇或封闭空间是独立的变量：每次都应该从0开始，尽管这些地方都有共同语言，但都是类比的，终究不一致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不同的控制机制存在不可分割的变化，形成了一个以数字（不一定是指二进制）为语言的可变几何变量系统。禁锢是模具、不同的铸件，那么控制则是一种调制，像一个可以自我变形的铸件，会持续不断地从一个时刻变化到另一个时刻；或者说像一个筛子，其网眼会从一个点嬗变到另一个点。
这点在工资问题上尤其明显：工厂是一个维持内部力量在一个平衡水平上的主体，在生产力水平上可能是最高的，在工资方面可能是最低的；但在一个控制社会里，公司企业取代了工厂，企业是一种精神，一种瓦斯。工厂已经十分熟悉奖金制度，但是企业对这方面工作得更深入，企业处于永续转移状态，通过挑战、竞赛和高度滑稽的小组会议运作，从而对每一份工资进行调控。如果说为什么最白痴的电视节目为何取得如此成功，正是因为它们把自己的企业状况表达得十分精准。工厂将个人组织成一个整体，以方便老板们调查群众内部的每一个要素、或者帮助工会组织群众抵抗；但企业持续不断地将最粗暴的竞争呈现为一种健康的形式，它是一种极好的激励力量，将人对立起来，并贯穿每一个人，将每一个人的内心割裂开来。“按劳分配”的调节原则成功引导了国民教育。事实上，正如企业取代工厂一样，永续地培训会取代学校，持续的控制代替考试，这是将学校转给企业运行的最可靠的方式。
在规训社会中，人们总是从0开始（从学校到军营，从军营到工厂），而在控制社会中，人们永远不会结束任何事情——企业、教育系统、武装力量永远是可转移的状态，以一种相同的调制方式共存，就像一个普遍的变化系统。在卡夫卡的《审判》中，他将自己置于两种社会形态的枢纽点，描述了最可怕的司法形式。规训社会的表面无罪（在两次监禁之间），和控制社会的无限延期（在不断变化之中）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学模式，如果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法律犹豫不决，自身处在危机之中，原因即是我们要离开一种进入另一种。规训社会会存在两极：一是代表个人的签名，二是表明其在群众中地位的编号或行政编号。这是因为规训绝不会看到这两者之间有任何不相容的地方，同时也因为权力将大众化和个人化结合在一起，换句话说，将被行使权力的人构成一个身体，并塑造这个身体中的每个成员的个性（福柯从牧师的牧民权力中——羔羊和其中的每只——看到了这种双重支配的起源，但民间权力反过来，通过其他方式使自己成为非专业的牧师）
另一方面，在控制社会中，重要的不再是签字或数字，而是代码：代码即是密码。然而，规训社会是通过关键词进行管理（既从整合的角度，又从抵抗的角度）。控制社会的数字语言是由代码构成的，它标志着信息的获取，或者拒绝信息。我们发现自己不再面对着大众–个人。个人变成了“个体”，以及大众、样本、数据、数据或者“银行”。也许货币最能代表这两个社会的区别，因为规训总是指向将黄金作为数字标准的铸币，而控制则与浮动的汇率相关，按照一套标准货币建立的汇率进行调制。旧货币鼹鼠是封闭空间的动物，而蛇是控制社会的动物。我们从一种动物到另一种动物，从鼹鼠到蛇的变化，不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制度上，而且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与他人的关系上。规训社会中的人不连续地生产能量，控制社会中的人则是有起伏的、在轨道中，在连续的网络中。无论何处，波浪式已经取代了旧的运动。
机器类型易与每一类型的社会相匹配——但并不是说机器是决定的因素，而是因为他们表达了那些能够产生机器和使用机器的社会形式。旧的主权社会利用的是简单的机器——杠杆、滑轮、时钟；近代的规训社会给自己装备了涉及能量的机器，被动危险是熵，主动危险是破坏；控制社会使用第三种机器——计算机，他的被动危险是干扰，主动危险是盗版和引入病毒。这种技术的进步一定是更深层次的资本主义的变异，这种变异是耳熟能详或者总所周知的，可以概括为：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一种集中的资本主义，目的为生产和财产。因此，他把工厂树立为一个封闭的空间，资产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，但也逐渐成为类比设想的其他封闭空间（工人的家庭住宅、学校）的所有者。
至于市场，有时通过专业化，有时通过殖民化，有时通过降低生产的成本将其征服。但是，在目前的情况下，资本主义不再参与生产，它常常把生产活动降到第三世界，甚至是关于纺织、冶金、石油产业等复杂的生产。这是一种高阶资本主义的生产。他不再购买原材料，不再销售成品：他购买成品或组装原件。它要卖的是服务，要买的是股票。这已经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，而是为产品而生产的资本主义，换句话说，是为了被销售或推销的资本主义。因此，它基本是分散的，工厂将其地位已经让位于公司企业。家庭、学校、军队、工厂不再是独特的类比空间，它们以前向所有者——国家或私人权力——靠拢，现在却朝着只有股东的单一公司的编码数字——包括可变换和不可变化的——靠拢。
甚至艺术也离开了封闭空间，以进入银行的开放循环之中。对市场的征服是通过掠夺控制权，而不是通过规训训练；通过固定汇率，而不是降低成本；通过对产品改造，而不是生产的专业化来实现。腐败因此获得了新的力量。营销已经成为企业的中心或“灵魂”。我们被教导，企业拥有灵魂，这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消息。市场的运作现在成为了社会控制的工具，形成了我们的无耻品种的主人。控制是短期的、周转率快的，但也是连续的、无限制的，而纪律是长期的、无限的、不连续的。人不再是封闭之人，而是欠债之人。诚然，资本主义把四分之三的人类极端贫困作为一种常态保存了下来，因太穷而欠债，人数太多而被禁锢：但控制不仅要处理边境的侵蚀，也要处理棚户区或者贫民窟内部的爆炸。
## 3. 方案
控制机制的概念，是在任何给定的瞬间给出开放环境中任何元素的位置（无论是保护区中的动物还是公司中的人类，就像电子项圈一样），不一定是科幻小说中的概念。菲力克斯·加塔里想象了一个城市，在这里一个人要离开他的公寓、街道、社区，需要用他的能够解除障碍的（个人）电子卡；但这个电子卡很容易在某一天或某几个小时之间被拒绝；重要的不是设置障碍，而是追踪某个人的位置——合法还是不合法——并起到普遍地调制规整作用。
控制机制的社会技术学研究，从一开始就必定是是必然的，并描述已经在取代到处宣称其危机的封闭环境式规训场所的情况。也许，从前的主权社会借来的旧方法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，但要有必要的修改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开始。在监狱系统方面：至少对于轻微犯罪，去试图寻找“替代”的刑罚；使用电子项圈，迫使定罪者在家里老实呆一定时间。对于学校系统：连续的控制形式，以及学校永久训练的，相应地放弃所有大学研究，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引入“公司”。在医院系统中，“无医生无病人”的新医学的应用，把潜在的病人和危险的对象挑出来，但这绝不是证明个体化——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——而是用被控制的“个体”物质的代码来替代个体身体或数字身体。在公司系统中：使用处理金钱、利润和人员的新方式，而不是通过工厂的旧方式。
这些都是很小的例子，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机构的危机，也就是说，逐步和分散地建立一个新的统治体系。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将涉及到工会的无能：被捆绑在整个反对规训的斗争历史上，或者在封闭空间内，它们是能够自我调整，还是会让位于对控制社会的新形式的抵抗？我们是否已经能够把握这些即将到来的形式的大致轮廓，能够威胁到市场营销的乐趣？许多年轻人奇怪地自诩为”有上进心”，他们重新要求学徒制和长期培训。他们要自己发现自己被造就的服务对象是什么，就像他们的长辈不无困难地发现规训的端倪一样。蛇的盘绕甚至比鼹鼠的洞穴还要复杂。
